20200815
晴
高夜听风闲话“石子”
——《左传•石碏大义灭亲》阅读随笔20200815
//行言
一、《左传》情缘
中学时读《左传》，记得当时对《子鱼论战》一文中的宋襄公颇感兴趣，觉得他“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很是迂腐无能，就想看看他还有哪些糗事，出于猎奇的心理，我为此翻阅借览了好多的关于他的故事，由于认知的较为全面，走出了对宋襄公的浅薄了解，看到了他的优缺，记住了他的功绩，对这位君主不再一味地持轻视与嘲笑之态。后来，我知道了，原来这就是深阅读，而这一阅读习惯，也让我在以后的阅读中受益匪浅。也正是得益于那次的钩沉史书、淘漉深究所带来的增广见闻的愉悦感受，其后，再有接触到我喜欢读的小说之时，每读完了一两遍，我都会有意地找寻有关此小说中人事的评论的书籍，或是对小说章节结构艺术构思等方面的鉴赏的书，如果有那一次读了非常喜爱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后，读不到相关的评论的书籍，我就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大学期间，从图书馆里曾借阅到古装本的珍贵的《左传》，悦喜之下连着读了两遍，都很仔细，其后又借阅了相关的评论书籍，有的是对文中故事的点评，有的是对《左传》其文的对比品析，有的是对作者的考证，从而对文中大部分的篇章都相当熟悉，唯一的欠缺是我没能养成写读书随笔的习惯，只是做了纯粹的摘录。
如今，我在慢慢培养写读书随笔的习惯，我发现，在读写的过程中往往能收获到更多的感悟。就如此次的再读《石碏大义灭亲》一文，除了感受到石子（时人对石碏老大夫的尊称）那正气凛然以邦国大计为重的高贵品德之外，还对书中显现的教育子女的观念有了一些认知。
二、古人之道义观
古人是十分重视礼教的。当时，法律意识淡薄，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礼制，礼制就是法律。春秋后期，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便是“仁”，这里的“仁”即是脱胎于“礼”，战国时期，孟子又进一步将“仁”政治化，形成“仁政”，使儒学又迈进了一大步。“礼”中蕴含着“义”，古人还通过“义”形成了其特有的“道义”文化，凝成了民间秩序的契约，诸如“义结金兰”等方式，自发的以“义”为核心构成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途径。
《左传》中评价石碏为“纯臣”，也正在于石碏的大“义”灭亲，这里的“义”，即是古人所标榜的道义——忠于国家，忠于国君。“忠”而成就“义”，有“忠”才有“义”，所以“忠义”常连在一起。这个道义还指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何谓“义”？“义”之所出，“德”之所存也。“义”在相当程度上，是用来衡量仁德的，对人的行为是有一种约束的作用。“义”者宜也，即一种适宜的恰当的行为方式，也指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做之事——正义，广而导之，可联之以公平正当的道理，正确的行为。
石碏深知其子石厚助纣为虐、弑杀国君的行为实属大逆不道，站在国家道义的层面，石厚助州吁弑杀国君是罪不容诛、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作为国家的忠臣，出于平民愤，维国运，稳国基，救国祚的正义担当，石碏设计擒杀州吁、石厚二贼的大义之举，获得了时人的尊敬，故赞之为大义灭亲之“纯臣”。可见古人在追求“义”之时更多的是站在了国家至高利益的高度！
但是，对于“大义灭亲”，古人其实也存在着矛盾的看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提倡为国尽忠的道德礼制之时，对人伦道德方面则是有着不同的认知的，我们看一则《论语》。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里其实就牵涉到了如何对待亲人犯法的问题。
“攘羊”按当时律法是死罪，最低也是要砍手断足的，是重刑。
在对待“其父偷羊”一事上，叶公显然认为儿子站在国法的立场忠于国家而敢于揭发父亲是一种正直的德行，儿子的大义灭亲行为是值得赞扬的，所以称这个儿子是正直的人。
然而，孔子却否定了。孔子认为，他们乡的正直的人应该是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行。这里，孔子从“孝”与“亲”的角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相当著名的看法——亲亲相隐。即出于亲情人伦的考虑，亲人选择了隐瞒，选择了为亲人庇护，也是可取的。是正直的表现，但只能限于“隐”而不能越位，更不能助其作恶。这应该有悖于“大义灭亲”。
现代法律是如何对待“大义灭亲”的呢？查看资料后，你会发现，现代法律关不支持“大义灭亲”。换句话说，即是“大义灭亲”因其有悖于人性人情亲情人伦并不大受现代法律的钟爱，这其实体现了现代法律对人性的尊重与维护。因为从人性上层面来说，亲情是最为宝贵的，是最能体现人伦和谐的，“灭亲”即是一种对亲情人伦无情而残忍的伤害。即使是为了追求一种“义”，也只得算作是一种变态的扭曲的“义”，它缺乏一种柔软与温情，与人类的求善求美之心相背离，它迫使亲人隔离亲情，逼使亲人做出违心的选择使之永远地生活在愧疚之中生活在自责之中，变得极度抑郁，永成阴影心魔而挥之不去。
所以，我觉得，古人其实是特别注重道义的，一方面出于尽忠国事苍生为上而对于敢于“大义灭亲”的贤士大加颂扬，另一方面则出于人伦亲情人性人情之向善向美而倾向“亲亲相隐”不苟同于“大义灭亲”，虽矛盾，但却都能显现古人之善之仁之忠之义的道义观。
三、古人之教育观
在这篇文章中，石碏有一句教育名言，即“爱子则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还说要行“六顺”而远避“六逆”。
“义方”是两个概念，“义”是道德范畴，指正义，其古繁写体从“羊”从“我”，意指像羊一样善良，乐于助人，甘于牺牲奉献。“方”是法的范畴，这里意为规则、法度。石碏所说的“义方”在这里是指可供遵循的合于事理的规则与法度，与“邪”相对立，其着眼点有两个，即“德”与“法”，既要知书明礼，又要遵纪守法，不越礼不违法，远离邪祟。
“德”是教育子女向仁向善，止于至善。“法”是教育子女守规守纪，免于作奸犯科。
古人心中的“德”育，包括“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礼”更是其德育之核心，在石碏的进谏之语中“六顺”与“六逆”便是印证。“六顺”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逆”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这里涉及到君臣之礼、父子之礼、兄弟之礼、少长之礼、小大之别、亲疏有异、贵贱相妨，淫义之辩等，其更多的指向是尊卑秩序井然，社会等级分明。同时，也说明了古人教育之局限——一重等级、秩序。缺乏现代教育中的平等、民主等观念。
现代的德育观中如公民信奉遵循的爱国、民主、平等、信任、尊重等都已和古时不同；又如现代教育中对学生的德育目标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它重视学生的德的同时，还强调学生的身与心、智与体，以及审美等；再如我国新时代的德育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来规划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更是对古代德育的一种超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字，构成了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当代公民德育建设的重要引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兴国之魂”它是要融入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融入于我国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进而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无论是从起点定位的目标还是从贯穿过程的力度，还是对人的德智等素养的标准设定，这些都远非古代教育所能比拟，所以，我们要站在“今”的高度上去审视古人的教育，有鉴别地去继承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而剔除其不合时宜的内容。
那么，我们现代人从理性与历史的高度上去审视古代教育观的话，除了一些局限之外，都还有哪些优秀的教育思想供我们借鉴呢？
我想，我们可以首先去研究去关注一个时代一个人，那就是春秋时代、孔子。
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会无比自豪地赞叹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大圣人，他创办儒学成立儒家学说，以“仁”立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如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学而优则仕的成圣成贤成才思想等。
言传身教的教育思想。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一教育思想对家庭教育的影响最大。儒学中“曾子杀猪”的故事已成家庭教育奉行的永恒的不二经验。
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好什么不好，这就是言传；而用自己的行为为孩子做出榜样，以身作则，给孩子最直观的教育引导，这就是身教。这种教育思想对父母、师长等的要求非常高，凡是父母要求孩子做到的，凡是老师要求学生做到的，父母、老师要首先做到，它所奉行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诺千金”“以身作则”。像古代的“割发代首”的曹操，还有杀猪取信于子的曾子，这二人一个是以身体则，一个是一诺千金，都是“身教”典例。
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施行，是建立在对学生充分了能并能正确认识到学生优缺的基础上，孔子兴办私学，采用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取得了卓越的教育成果，“孔门七十二贤”个个身通六艺，德才兼备，为一时之精英、治国之栋梁，自三千弟子中脱颖而出，“孔门十哲”更是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方面声名显赫，为世人所敬重。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承认人的智力有高低之分，所以要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之高低来决定教的内容、方式等，延伸而来，不仅智力有差别，性情、能力等方面也会存在差异，所以，孔子的教育往往会因人而异。比如，在《论语•先进》篇中，我们看到，同样是“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总要先问一下父亲和兄长，三思而后才能去做”，这是因为子路行事鲁莽，爱逞强好胜，办事难免不周全，以此教育他遇事冷静思考后再有所行动；而对冉有，孔子的回答则是“立刻去做”，这则是基于冉有做事谨慎，犹豫不决，孔子要鼓励他遇事果断处理。
学而优则仕的成才教育思想。这种思想在孔子之后的封建社会被得以大力推行，并且又在科举制的实际效果下，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认同，直至如今还在我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论语》记载，颜渊曾就“仁”的问题向孔子请教，子回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由“仁”与“礼”，孔子构建出了他那巍峨的“儒学”大厦，他希望每一个从他这所大厦中走出的儒子，通过文学修养，道德修养的不断提升，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而事实上，后来的走向也正是如此，不负孔子之期。以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中，受科举取仕的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儒生子坚定地奉行着儒家“独善其身”“推已及人”“兼及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的思想主张，也涌现出了“忧乐天下”的及第范仲淹，“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状元文天祥，以“横渠四句”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表明心迹的鸿儒张载，还有提出“天下兴亡，应夫有责”并坚守民族气节的一代宗师顾炎武等等诸多的圣贤义士，他们在这种成贤成才教育思想的熏陶下，将理想与道德相结合，将个人与国家相统一，从小我的局限中突破而走进大我的壮阔境界，完成对自身价值对儒学经世致用家国天下的终极目标追求。
四、古人之智慧
古人智慧非常之高是不容置疑的。
有很多的传承至今都在延续，有很多的发明创造很多的建筑都叹为观止，周公之礼，孔孟之仁，老庄之道，孙子之兵等莫不流传千古，古之智慧之人也比比皆是。
春秋之卫大夫石碏便是一例。
卫国老大夫石碏退休期间，公子州吁弑杀卫桓公夺权当政，石碏的儿子石厚不听老大夫苦口婆心的劝阻，一意孤行，效命于州吁并参与了弑君，然而，倒行逆施的州吁却不能平息民愤，稳定卫国局势，其统治摇摇欲坠，为此，石厚在州吁的授意下回家向他的那位智谋过人的老父亲求取定国之策。而石碏因为的儿子石厚助纣为虐，成为卫国人民的公敌，已经和儿子断绝关系，本想不见儿子并将他赶走，但在听到石厚的来意后，就在那一瞬间，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绝佳的除贼良机的来临，紧接着，一个大胆的完整周密的除贼计划随即生成，所以，他才将计就计，不但没有回绝儿子的请求，而且还亲自面授于儿子“定国之策”。
我来梳理一下擒杀祸国逆贼州吁、石厚的过程，以此来展现石碏大夫的过人智慧。
第一步，取信于贼。
州吁想要平民愤，维国纲，一味靠暴力杀人，只能使百姓敢怒不敢言，并不能解决问题，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如今只要名正就能够言顺，名正了言顺了百姓自然就承认君权俯首听命了，而要想使卫国国民承认州呼的君权，只需天下共主周天子亲自认命即可。卫国与陈国关系特好，陈国国君现时正受到周天子的青睐，如果由卫国国君州吁亲自到陈国拜见陈国之君，央求其在周天子面前为己美言，并请周天子任命州吁为卫国国君，如此一来，州吁当政便名正言顺，卫之民愤也自会平息，国家安定。石厚将此一谋回禀州吁，二贼果然上当，亲赴陈国拜见陈君言事。
第二步，瓮中捉鳖。
州吁、石厚中计入陈的同时，石碏又修书一封命家臣獳羊肩连夜抢在州吁等人之前赶往陈国拜见陈桓公，述说州吁石厚二贼弑杀卫桓公之大逆不道祸乱卫国的恶行，请求陈桓公替卫国正义，帮助卫国力换狂澜，在州吁二贼入陈拜见之际瓮中捉鳖将之擒杀，消弥祸端。
第三步，斩杀二贼。
当州吁石厚入陈之太庙拜见陈桓公之时，陈国应石碏之请设伏兵瓮中捉鳖，拿下二贼，并于同年九月，将之斩杀（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卫之祸患终于消除，重获安定，石碏老谋深算居功至伟！
这里我们看到石碏老谋深算之能，以一计而安邦。然此一计则为相机而生，因人成事，石碏老大夫凭借自己的智慧，通过对逆贼急于安定国政掌控大局心理的精准把握，精巧设局，步步为营，使每一个环节都算无遗策，从而诛元凶安邦国。若没有高超的智慧，是很难抓住着千载难逢之良机稍纵即逝之机遇的，古人智慧之高确实令我感叹！
《左传》一书，可学之知识，可拓之视野，可明之道理实在不少，我真是爱不释手！